开头小故事
杨拯民，1922年12月15日到1998年10月23日在世，是个汉族男士，老家在陕西蒲城县，他是大名鼎鼎的爱国将军杨虎城的头一个儿子。1934年，他在老爹开的尧山中学念书，1938年去了延安的抗大和马列学院深造，并且在那一年入了党。新中国成立后，他为石油工业立下了大功，算是第一代石油英雄。
主要内容就是，咱们得换个简单易懂的说法来讲这事儿。虽然意思跟之前的不太一样，但字数还是差不多的。具体说啥呢，您往下看就知道了。
1950年8月5日，玉门矿务局挂牌开张，第一任局长是杨拯民，熊尚元则当了副局长。就在同一天，西北石油管理局也宣布成立了，原来在玉门油矿的军事总代表康世恩成了局长，而杨拯民又兼任了这个管理局的副局长。
杨拯民，杨虎城将军的头号儿子，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奇特的故事。在抗日那会儿，因为“西安事变”，爱国将领张学良和杨虎城被蒋介石给扣住了，后来杨虎城在重庆还被害了。杨拯民呢，他算是捡回了一条命，心里装着国仇家恨，就跑到延安去参加了革命。都说英雄的家庭出勇士，杨拯民28岁就当上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师的领导，后来又做了大荔军分区的司令员。到了1950年，31岁的他被调到玉门矿务局当局长，那时候他正年轻，可头发都白了，这事儿让人想到了“伍子胥过昭关”的传说，真是让人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1954年之前，杨拯民还当上了油矿的党委书记。他带着全矿的工人们一起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民主改革，让企业的规矩制度更加完善。他还组织开了职工大会，通过大家投票选举，成立了工厂的管理委员会，动员大家一起努力，把玉门油矿变成了新式的社会主义企业。在这之后，他们就按照计划一步步地恢复生产，让生产发展起来。从1950年到1952年，老君庙油田多了30口油井，这三年总共产出了37.54万吨原油。比起刚解放那会儿，原油的加工能力提升了一倍，汽油和煤油的产量更是分别翻了三倍和四倍，这为石油基地的建设打下了很结实的基础。
杨拯民做事认真细致，对人态度和蔼，工人们都非常喜欢他。除了每周固定的见面时间，他还会常去厂矿和工程师、工人们聊天，询问生产进展和大家遇到的难题，帮助大家解决工作和生活中的麻烦，工人们都亲切地叫他“咱们的杨局长”。在三年恢复期，玉门的石油产量涨到了143万吨，是解放前的两倍，但还是不够国家用。1953年，全国的天然和人造石油加起来也只够国家四分之一的需求。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里，石油工业成了156个重点项目之一，要求快速发展。从1953年开始，杨拯民就带着玉门的石油工人们，肩负起了建设第一个石油基地的重要使命。
杨拯民讲起话来既简单又形象，他在职工大会上这样说道：钢铁就像是工业的领头羊，石油呢，就像咱们人体的血液，还是冲在最前头的勇士，而铁路运输就是国家的骨架，哪儿都能通。现在，钢铁这个领头羊已经站好位置了，接下来就该咱们这些勇士上战场了，仗能不能打赢，就看咱们这些勇士的本事大不大了。他又打了个比方，大家都是从农村出来的，都知道母鸡孵蛋的事儿，只要有一只母鸡和一个鸡蛋，小鸡和鸡蛋就会源源不断，现在咱们可不止一个钻井设备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拧成一股绳，就能找到第二个、第三个，甚至几十个、上百个老君庙那样的油田，加在一起，就成了个大油仓。杨拯民这比方一打，工人们立马就懂了建设石油基地有多重要，多紧迫。
以前啊，政治活动特别多，只要活动一开始，杨拯民就得忙着去给大家做动员讲话。这些讲话啊，不管是政治的还是总结的，多半都是在大礼堂（就是现在的文化宫影剧院）里进行的，下面黑压压地坐满了干部和工人代表。他很少让秘书帮忙写稿子，都是自己站在台上，滔滔不绝地说，内容既生动又详细，大家都很喜欢他这样。1953年，在全矿的“三反运动”动员会上，他带头检查自己有没有官僚主义，还跟大家说了说“一车油”的事儿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他一个在部队的老战友去新疆出差，车开到玉门没油了，杨拯民想着部队任务紧，不能耽误太久，就给管油的同志打了个电话，让军车加了油，但忘了办出库手续。大家听了这事儿，都挺感动的，说：“这不算啥大问题。”其实啊，这是杨拯民同志严于律己，总是以身作则，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。还有一次，他白天工作太累了，晚上作报告时累得头晕，他就开玩笑说：“现在不是都讲平等嘛，我站着讲，这不平等啊。要不让我坐着讲，行不？”台下的群众齐声回答：“行！”从那以后，他再作报告，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在台上放把椅子。但只要他精神好，就很少坐下来讲，这是他对大家的尊重。
玉门矿开始大力建设后，一下子就多了好几万干部和工人。他们来自五湖四海，想法也五花八门。有些人受不了西北的气候和生活，工作不安心，总抱怨：“火车一响，心里就慌。啥时候能离开老君庙啊？”“宁愿往东走千里，不愿向西迈一步。”还有个大学生给杨拯民递交了调职申请，说是“正式的报告”，表明他已经深思熟虑，铁了心要走。杨拯民在全矿大会上说了：西北风沙大，条件艰苦，确实比不上内地。但西北地下有石油，内地目前还没有。如果我们等西北变得和内地一样好了再去开采石油，那可不行！你们大多数人也不会答应。因为敌人逼着我们加紧建设，早点找到大油田。都像那位写“正式报告”的同志一样，都往舒服的地方跑，那我们国家可就危险了。接着，杨拯民给大家介绍了一部苏联小说《远离莫斯科的地方》，讲的是苏联石油工人为祖国繁荣，在远东找石油、铺管道的故事。他号召大家学习苏联石油工人的艰苦奋斗和爱国精神，安心在西北工作，用汗水、心血和智慧建设这里，开创未来。至于那个“正式报告”，杨局长说先放他那儿。写报告的同志再好好琢磨琢磨，想通了愿意留下建设玉门，他欢迎；如果实在想不通，坚决要走，他也不强求。走的时候跟他说一声，他亲自送到车站。杨拯民这番话，说得情真意切，温暖了很多知识分子的心，让他们自觉起来革命。结果，大多数知识分子都留下来了，还成了建设石油基地的顶梁柱。这说明杨拯民思想工作做得好，对人民内部矛盾采取说服教育，效果杠杠的。
杨拯民做起事来很有分寸，该说的时候绝不含糊，从不随便放过问题，说话也挺直接。他讲：有人跑到大西北，心思不在建设祖国上，而是想捞取名利。一旦没捞到好处，也就是没混上个一官半职，立马就拍屁股走人。这种只想着自己的人，我可不认同。1950年我当上局长那会儿，有的同志还是普通工人和干部，如今他们有的成了钻井队长、车间主任，甚至有的都当上了厂长、矿长，而我呢，还是个局长。其实我并不是没有升职的条件和机会，但石油基地还没建好呢，我哪也不去，就是给我再大的官，我也不会动心。杨拯民这是掏心窝子的话，他把玉门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，建设石油基地就是他最大的事儿。直到1958年，玉门油田成了咱国家第一个石油基地，任务完成了，他才按照组织安排去当了陕西省副省长，心里真舍不得离开玉门。
在鸭儿峡油田打出第一口冒油的井那会儿，杨拯民和刘长亮（1954年当上局党委书记）看到自己这么多年的努力终于有了回报，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，一天要打好几个电话或者直接跑去现场看看。由于油喷得太猛，挡不住，而地面的设施还没建好，油就满山遍野地流。杨拯民和刘长亮亲自带着员工们去筑坝挡油。说到“鸭儿峡”这个名字，还是杨局长给起的。他站在山头上，看着油像龙一样翻腾，就问旁边的地质人员：“这儿叫啥名儿？”回答说：“还没正式命名呢，当地人都叫它梭梭沟。”杨局长看到两座山中间夹着一条扁扁的长地带，就像一只鸭子躺在那儿，就说：“那就叫它鸭儿峡吧。”大家都说：“这个名字取得真好，咱们可是找到了一只超级大的肥鸭子。”
以前那些在玉门工作过的领导，比如康世恩、刘长亮、焦力人、焦万海、赵宗鼐、宋振明、张文彬、李敬等人，跟杨拯民同志一样，在“一五”计划时，都是负责制定建设和生产计划的重要人物。
同时，他也是大家公认的行动榜样，提到杨局长，大家总会连带想起他们。康世恩同志，以前做过国务院副总理和石油工业部部长，他离开玉门后，又去做了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长，非常关心那里的人力、资金和技术支持。作为石油行业的老将，他为石油工业的振兴付出了所有努力，功绩将永远流传。还有宋振明、焦力人、赵宗等几位原石油工业部的副部长，他们走遍玉门的每一个角落，成功组织勘探了石油沟、白杨河、鸭儿峡的油田，还开发了老君庙油矿，都立下了赫赫战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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