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我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,诸多人物曾对我党造成过重大损失,其中,王明、博古、张国焘三人尤为典型。
这三人的结局如何?
先来说王明。
许多人或许会感到困惑:王明似乎既无才能,又缺乏资历,且心量狭隘,心怀嫉妒,为何却能成为中央的领导人物?他究竟凭借何种条件?
共产国际。
共产国际的成立初衷纯洁而高尚,旨在助力世界各国共产党的成长与壮大。以中国共产党成立为例,共产国际便在其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。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更是在中共“一大”上亲自出席,凭借其丰富的斗争经验,成功协助一大代表们避开了国民党的严密搜查。
然而,共产国际的势力日渐膨胀,逐步实现对各国革命的全面指导。然而,由于对各国具体国情缺乏深入了解,这种指导不可避免地引发了“盲目指挥”的负面效应。
王明能够获得我党的领导地位,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所实现的。
王明起初不过是个默默无闻的角色,然而在苏联求学期间,他得以结识中山大学副校长米夫,并由此成为米夫的得意门生。随着米夫晋升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,王明亦随之声名鹊起,逐渐成为米夫在中国的代言人,最终逐步掌握了中央的核心权力。
在那段王明垄断中央权力的时期,我国革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,被迫撤离中央苏区,踏上漫漫长征路。红军的人数也从八万余人急剧减少至三万,险些陷入绝境!
正是由于中央在遵义举行的那次会议,对王明、博古的错误政策进行了深刻批判,中国革命的道路才得以实现根本性的转折。
当时,王明仍滞留苏联,浑然不觉自己在国内的地位已摇摇欲坠,仍旧自诩为“太上皇”。直至1937年11月归国,他依旧对中国革命指手画脚,却遭到了广泛的抵制与排斥。
直至1938年9月,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召开,方才彻底终结了王明的势力,确立了毛主席在党内的核心领导地位。
随后的王明,尽管在表面上装作顺从,内心却始终耿耿于怀。他对中央的政策阳奉阴违,态度暧昧不明。甚至有一次因病卧床,竟散布谣言,声称有人意图对他下毒,企图致其于死地。
面对王明的无端纷争,毛主席始终坚持“疗治疾患,宽恕前愆”的原则。即便在1945年中共的“七大”会议中,毛主席亦毅然决然,不顾众说纷纭,促成王明当选为中央委员。
然而,王明非但未对毛主席的宽宏大量和容忍心怀感激,反而认为毛主席是有意针对他进行打压。
新中国成立之际,王明肩负重任,被委以政治法律委员会副主任、法制委员会主任等要职,主导新中国的法制建设,亦取得显著成果。然而,对于过往的错误,他始终拒不反省,坚称自身并无过错。
1956年伊始,王明假借赴苏联就医之名,竟一去不复返。在苏期间,他频发诋毁、诬陷中国革命的言论,严重损害了我国在国际上的声誉。
1974年3月27日,我国著名人士王明在莫斯科不幸离世,享年70载。
审视王明晚年的生涯,他始终坚拒反省自身过失,对于中央所通过的决策亦采取表面顺从、私下违背的态度,实乃一个固执己见、拒不悔改的顽固分子,实在难以赢得人们的尊敬。
再来说博古。
博古的声名与王明紧密相连,其崛起亦得益于王明的鼎力相助。
相较于王明,博古的革命生涯起步较晚,于1925年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。在王明的提携下,他如同乘坐火箭般迅速崛起,从一名默默无闻的角色一跃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人,彼时年仅24岁。如今提及此事,即便是对现代人而言,亦觉难以置信!
博古掌权之后,将王明的言论奉为至宝,机械地遵循王明的教条主义与“左”倾主义路线,致使中国革命遭受了惨重损失,迫不得已启动了长征之旅。
在遵义会议上,最核心的议题之一便是严厉指责博古与李德的错误指挥。此举最终剥夺了博古在政治与军事方面的指挥权限,使得毛主席得以重新掌权,从而引领中国革命回归正确的道路。
博古与王明之间,最显著的差异在于博古能够坦诚面对自身的过失,并始终遵循中央的决策。特别是在目睹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辉煌成就后,博古对毛主席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,心甘情愿地成为毛主席的辅佐者。
随后,博古专注于政治宣传工作,领衔创办了《解放日报》及新华社,为我党在新闻领域立下赫赫战功,成为我党新闻战线上的杰出贡献者。
在1945年中共“七大”举行之际,博古依然荣膺中央委员之职,其地位依旧稳固,作为中央的重要领导力量。
遗憾的是,1946年4月8日,博古与叶挺、王若飞等同仁一同乘坐飞机返回延安,然而,他们在山西的黑茶山遭遇不幸,不幸遇难,当时年仅39岁。
看张国焘。
相较王明与博古,张国焘的革命经历更为悠久,个人才能亦更为卓越,实为毛主席最为强劲的竞争者。
自求学时期起,张国焘便已成为北京大学的风云人物,领袖群伦。在中共“一大”召开之际,他身为13位代表之一,更荣任组织主任之职,其地位高于毛泽东。
自此,张国焘始终位居中央核心领导层,同时担任鄂豫皖根据地的领导者,其地位举足轻重。
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成功会师之际,张国焘依仗自身实力雄厚,野心勃勃,公然违抗中央“北上”的决策,独自率领红四方面军向南进发,此举引发了极为恶劣的后果。毛主席曾回忆说,这堪称他“一生中最为黑暗的时刻”。
历史业已证明,张国焘所推行的“南下”战略实属误判。在经历了一场惨痛的失败后,他不得不率领部队再次北上,最终与中央红军实现了重聚。
此后,张国焘承受了严厉的批判,心中始终萦绕着难以释怀的遗憾。终于在1938年4月,他做出了叛逃的决定,投向了蒋介石的麾下。
最初,蒋介石对张国焘寄予厚望,遂将其纳入军统体系,委以重任,负责领导反共特务的培训工作。然而,成效不尽如人意,张国焘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。
新中国成立之际,张国焘深知自身将难以获得蒋介石的青睐,遂携家人远赴香港定居。
五十年代之际,张国焘因境遇困顿,曾流露过返乡的念头。对此,毛主席亦有所回应,指出若欲归来,须先坦诚认错,并彻底割断与美国人的联络。
经过深思熟虑,张国焘最终选择拒绝,却依然接受了美国方面的资金支持,着手撰写了大量回忆录。
1968年,张国焘迁居至加拿大,最终于1979年12月3日离世,享年八十二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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